記得電影《追風箏的孩子》嗎?

我所拜訪的難民正是電影裡主角家的僕人的種族——哈札拉(Hazara)。

 

初次見到Amir時,他看起來很害羞靦腆。

帶我去拜訪Amir的是在奧地利格拉茲讀音樂大學的指揮家毛國任,他曾是Amir以及其他位難民所組成的合唱團的指揮和集合人。

在一個略顯樸素的公共社區樓下,我與毛國任等待著Amir前來為我們開門。

Amir第一次見到我這位陌生人,似乎沒料到見到的會是一名女性,立刻顯露靦腆的神情。並且在我等待毛國任與他像兄弟般熱情地擁抱過後,我上前輕快地伸出手要與他握手,並簡單地打招呼介紹我自己的名字時,Amir甚至不敢抬頭看我的眼睛,只是低頭看著別處。

「他在害羞。」毛國任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我微笑著回答。

 

隨著國宅的樓梯一階一階地往上走,我們到了Amir與另兩名室友所住的小公寓——與其說是公寓,更像是間套房。房間不大,設有設備簡陋的小廚房和一個小冰箱、簡單的衛浴、一個大約兩個半榻榻米空間的開放式房間內,放有三張陽春的單人床。

房間裡的其中兩個床舖上已各坐著、躺著別人,身穿淺藍色與淺灰色上衣。

這整個社區的住戶,全住著到奧地利申請庇護的難民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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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社區中一群分別來自伊拉克、喬治亞的小女孩玩耍在一起)

 

我們一抵達,那些原本呈現舒服自在的姿勢臥在床上的男子們,便立刻整理好自己並起身坐好。

——我是一名很難得的客人。

當天剛好是他們齋戒的日子,要持續到晚上9點後才會結束禁食。

Amir很客氣,立刻從冰箱拿出果汁倒給我們喝。後來又拿出了甜食。這是他們親切的待客之道。

因為他們都還在禁食,所以只有我跟毛國任兩人享用。

幾個對話以後,在場的幾位哈札拉人也從原先的怕生、與對於展現簡陋居所的不自在,漸漸能稍微熱絡地談笑起來。

——有人能來拜訪,他們很高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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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ir能講英語,但德語還不太能說。另外兩位室友則是較不諳英語,但能以德語溝通。所以有時候毛國任需充當我們之間的德語翻譯(⋯⋯直到他後來竟然直接躺在別人的床上睡著😅)。

他們都是被奧地利政府分配到這裡居住。

我首先詢問他們是如何認識毛國任的,即使我已經聽說過了一點緣由。

Amir為我述說起那個經過:

 

有一天毛國任拜訪了政府提供他們免費學習德語的班級,並在他們面前表演拉二胡。演奏結束後,他透過翻譯告訴在場的學生們,組織合唱團的宣傳計劃以及邀請。於是在場的其中20多位阿富汗難民因受到音樂感染,而紛紛報名。

後來又陸續經過一番努力和波折,成員之間又再介紹其他朋友的加入。來自阿富汗的他們有些人喜歡音樂、有些則是因為好奇而參與,而來到異鄉有一個能團結組織起來的嗜好活動,讓他們感覺到歸屬與價值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組織和交流,在毛國任的帶領下,成為了一支由阿富汗難民們組成的的合唱團。

這裡有〔李四端的雲端世界〕對於此合唱團的報導: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ciI2MZbEmY

 

原本計畫僅維持兩個月的音樂專案,因著團員們的熱情,這隻難民合唱團持續了一年之久。

然而,後來因為許多成員開始工作、上學、搬家、甚至逃離至其他國家,無法繼續練唱。

基於各種現實考量,這支難民合唱團還是解散了。

 

為了得到庇護,使得他們必須等待奧地利政府的面談,才能取得正式的身份。在等待面談的通知之前,難民們只能在福利與補助稀少的情況下,不斷等待,無法出境,也看不見未來;不知道是否面談結果會通過或是失敗?萬一面談失敗,就得被遣返回阿富汗。

而奧地利政府的政策又一直不斷更改,難以適從。

每位難民皆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不安,不知道是否能留在奧地利,每天生活在壓力之下。有些人無法繼續參與,各種原因包括:找到工作、搬到其他城市、交通距離、課業繁忙或是莫名其妙失蹤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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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我當初決定到格拉茲的最大目的,便是親耳欣賞這個合唱團的表演;後來得知此合唱團已解散,覺得很遺憾。儘管如此,還是希望能見見並認識這些流浪到奧地利的哈札拉人,並聆聽他們的故事。

我一一詢問著關於成為難民的原因、經過、以及目前在奧地利的景況等問題,沒有做任何筆記,僅僅只是聊著。

Amir問我是否是一位記者?我微笑地回答他說不是,只是一名很想更加理解難民議題的人而已。

他們很樂意地分享他們的情況,也希望能夠有改善現狀的機會。

 

哈札拉人先天性的外表就與大多數的阿富汗種族普什圖人(Pashtun)不一樣。哈札拉人因擁有突厥、蒙古人的血統,而在樣貌上看起來更像東亞人。並且雖然宗教信仰皆為穆斯林,然而所信仰的派別也不相同:哈札拉人信仰什葉派;而普什圖人信仰遜尼派。而在人口與統治權以普什圖人為主的阿富汗,哈札拉因被施以種族隔離政策,而長期受到種族歧視,地位低下。

後來1996年塔利班崛起在阿富汗掌權並以政教合一統治下,哈札拉人更是受到大量的迫害和屠殺,以致於許多哈札拉族人逃往各處尋求庇護。

 

「為什麼塔利班要殺哈札拉人?」

「因為他們恨哈札拉。」Amir說。

「為什麼他們恨哈札拉人?」

「我不知道⋯⋯」"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呢。"Amir臉上的表情寫著這句話。然後他再開口:「⋯⋯是美國人搞的鬼,是他們煽動仇恨,挑撥離間阿富汗人民,因為他們想要我們的石油。」他如此咬定。

我沉默了一會,一邊思考邊消化所聽到的內容。我確實聽過許多這樣的說法,但都只是臆測,沒有實質根據的情況下,無法照單全收這類陰謀論的證詞。「既然如此⋯⋯有任何改善哈札拉人在阿富汗的處境的可能性嗎?你認為如何能解決這個仇恨的情況?」

「不可能改變得了的。」他的表情看起來毫無生氣,也不允許自己懷抱任何希望。

「你會想念阿富汗嗎?」我再問。

Amir輕輕點頭。「阿富汗的風景很美,而且阿富汗的水是世界上最好的!奧地利的水不好,阿富汗的水既清澈又甜美!真的,阿富汗的水喝起來是甜的。只要你喝過阿富汗的水,你就會覺得其他國家的水都不好喝!」他自豪的說,神采飛揚。其他兩位友人也興高采烈地作證,紛紛讚揚阿富汗的水質。

「真是有趣。」我心想。耳邊響起上一個城市哈萊茵的沙發主對我說過一模一樣的話:「奧地利的水是世界上最好的。比瑞士的還好,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水源。」

「那,」我躊躇著語氣,問:「你想要回到阿富汗嗎?」

Amir垂下頭看著地板:「不⋯⋯我不能回去。回去那些塔利班會殺死我。」

令人感到心澀。

思念家園,卻歸不得。

 

——我想起前幾個星期在波蘭拜訪奧斯維辛集中營時,見證一個民族以血統與正義為名,而殘忍地屠殺另一個民族的歷史痕跡。

——也想起我曾經讀過的一本書《哈瑪斯之子》。"真理和饒恕是中東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。中東問題的挑戰——特別是以巴問題——不在乎找出解藥,而是成為有足夠勇氣、能首先擁抱他的人" 作者Mosab Hassan Yousef寫的這段話,還清晰地在我腦中刻印著。——他以更宏觀的眼光來看出解藥的本質。

 

來自德國的迪特·鄔希鐸長老曾在演講時說道:"研究人員針對中東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,以及美國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進行訪談。他們發現「雙方都覺得自己團體的行為是出於愛而非仇恨,但是在被問到敵對團體為何捲入衝突時,〔他們〕都指出〔另一方〕團體的行為是出於仇恨。」

也就是說,雙方都認為自己是「好人」——是公平、仁慈和誠實的。相較之下,他們認為對手是「壞人」——缺乏知識、不誠實、甚至是邪惡的。

在我出生那一年,這世界陷入一場可怕的戰爭,為這世界帶來極大的哀傷悲慟。這場戰爭是由我自己國家的一群人發動的,那些人認定其他某些團體是邪惡的,並煽動人們憎恨他們。

他們鉗制他們不喜歡的人,他們羞辱他們,把他們妖魔化。他們認為他們是次等人——甚至連人都不如。而當你貶低某一群人時,你就更有可能認為攻擊他們的言語和暴力是正當的。"——迪特·鄔希鐸《三姊妹》(https://www.lds.org/general-conference/2017/10/three-sisters?lang=cmn

 

Amir告訴我,他們這些難民在奧地利的處境並不好。他認為他們不被奧地利政府所重視,當地的居民也不怎麼歡迎他們。工作機會稀少,政府提供的補助與福利也不多,加上語言及文化的差異,他們在這個國家生存並不容易。再加上,政府安排的面談時間常有變化.只要兩次面談不通過就得被遣返回阿富汗,他們處於水深火熱的壓力中,不知道自己何時必須離開奧地利。不知道費盡一切努力學習和適應的語言與生活,是否一陣子之後就只能被付諸流水,白費力氣。

有一些人為了不被遣返回阿富汗,不惜在面談被判定Negative之後,鋌而走險地非法逃到其他鄰近的國家,例如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⋯等。就是為了不會再回去他們所出生、成長、但也充滿歧視與迫害和各種不公的家園。

有些難民逃到其他國家後,不被當地政府接受,又得再次送回奧地利,等候遣返。身上的財物則被政府收繳,為了不讓他們有錢再次非法潛逃。他們許多人在這樣的情況下,依舊不放棄、設方處地要再次逃往其他國家試試看,只為了一個僥倖存活、展開新人生的"機會"。

僅僅只因為所出生的種族、血緣、國籍和宗教信仰,光是"活著",就得比他人付出極大的代價。

 

Amir希望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故事。

 

傍晚離開前,Amir和他的室友們一直不捨地希望我們再多留一會。

「你們來我沒有準備好的食物給你們吃,你們再多留一些時間,等到晚上九點,我就可以結束禁食,我們可以一起吃晚餐,我會揉餅、煮好吃的阿富汗食物給你們吃!」

我們沒有留下來,而是感謝他的時間和他的故事,以及他的真誠。

臨走前,他望著我——一位初次認識的人,表情顯露出悲傷,心裡似乎感到他的人生再也不會再見到我這位新交到的朋友。

——或許是這樣子的沒有錯。

——或許是的。

我再次向他握住手,堆起笑容地跟他說:「Amir,我們還會再見面的,我的朋友!保重。下次見!」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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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國任告訴我,當初成立合唱團時,之中一位最熱心並且善良的班長,是最捨不得合唱團解散的人。

那位班長總是懷念著有合唱團的日子,即使生活艱困充滿挑戰,卻因為參與合唱團的那股凝聚力和所體會到的快樂,而找到一個內心的出口。

然而這位班長正是面談結果不理想,可能遭遣返的人之一。

 

「以前合唱團的日子真的很好,我好想回到那段時光。真的很希望能再回到那段時光。」

在得知面談結果後的班長在電話中對著毛國任這麼說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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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著毛國任傳給我的他與班長的合照,那位班長臉上單純快樂的笑容,令我無法忘懷。

 

 

 

 

(對於難民在奧地利的處境,皆節錄於與Amir和少數幾位難民的對話,不代表事情的全貌。亦不完全代表作者的立場。)

 

-此篇文章特別感謝毛國任提供資料、照片、協助審閱編修,以及Chia-Tyan Yang的臉書照片使用同意授權。-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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